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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千亩集体山场疑遭贱卖,确认公约无效要受

时间:2019-09-21 18:22来源:头条新闻
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就强制义务人履行所承担的义务。而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人民法院就不再予以保护。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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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就强制义务人履行所承担的义务。而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人民法院就不再予以保护。那么确认合同无效要受诉讼时效限制吗?本文针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关确认合同无效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的解析,仅作参考。

村民吴学田告诉记者,对面两座山就是潘建友承包的部分山场见习记者邱一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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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丽水庆元县百山祖镇三堆村1164亩集体山场涉嫌被贱卖,承包人仅7600元便获得了40年的承包经营权,而村民一直被蒙在鼓里长达5年。事发后,三堆村村民认为承包手续不合法,遂将承包人告上法庭,要求判定承包合同无效。但该案历经3轮6次诉讼、近2年的时间仍未审结。

一、问题提出

  近日,村民代表将此事向本报记者进行了反映。记者前往庆元县进行实地调查,并采访了多名当事人。

2001年3月,被告某村委会对其境内部分路段旁的杨树及土地经营权进行拍卖,第三人李某中标,双方现场签订了林权买断合同,合同期限为12年。2005年9月,该村委会对其境内一处洼地进行公开拍卖,李某以80000元中标,后又退标,该村委会未按竞拍价从高到低的程序确定中标人,而是将该处洼地以50000元价格直接发包给第三人赵某,随即赵某与该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期限为15年。对于上述两次承包情况,原告田某均于合同签订后的第二天从参与竞拍的村民处获知。2012年8月,原告田某以村委会在发包土地、处分集体财产过程中,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某村委会与第三人李某、赵某签订的林权买断合同和承包合同无效。诉讼中第三人辩称:其对合同涉及的林木及洼地分别进行了长达11年和7年的管理,原告现在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村民投诉村干部私卖集体山场

案件中,原告主体地位是否适格问题,笔者在此暂不评论,本文主要针对该案引出的无效合同诉讼时效问题展开论述。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方案、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需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本案的被告明显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确定的民主议定原则,擅自与他人签订承包合同,将辖区洼地、林木发包于他人管理使用,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该合同属无效合同。因两份合同分别于11年和7年前签订,且第三人履行至今,现原告提起确认之诉,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同时第三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那么诉讼时效抗辩是否成立,申请合同无效是否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就成为摆在法官面前不能回避的问题。

  三堆村位于庆元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百山祖的东部,平均海拔1100米,离庆元县城约50公里,原属合湖乡,后被划到了百山祖镇。

二、现有相关法律法规条文及处理意见梳理

  6月6日下午,记者前往三堆村进行实地采访。在村境内记者看到,山体连绵不断,植被茂盛、郁郁葱葱。村民告诉记者,山上大多为杉树和松树,山林环境良好。

《合同法》对此没有做出相关规定。

  进村后记者发现,各村民的房屋比较分散,且年轻的村民大多外出打工,留下来的是为数不多的老人。不过,就是在这个看似平静的村子里,近年来却发生了一桩不同寻常的案件。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据村民投诉,2007年,时任村支部书记吴学武、村主任吴学兴等人通过暗箱操作,以山上的树木长期遭邻村村民盗伐为由,将村集体所有的1164亩山场转让给当时在庆元县荷地镇林业站工作的潘建友经营管理。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不过对于这件事情,村民一直被蒙在鼓里长达5年。直到2012年底,村集体换届选举,吴学武、吴学兴不再担任村领导后,这个事情才曝光。

第一百四十一条法律对诉讼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

  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吴学武和吴学兴拿出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07年7月14日的村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以下简称《会议记录》)和一份落款时间为2007年8月14日签订《山林转让承包经营管理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的复印件,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1999年司法解释》) 第二条 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以签订承包合同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其所签合同内容违背多数村民意志,损害集体和村民利益为由,以发包方为被告,要求确认承包合同的效力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可通知承包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记者在《合同》上看到,山场承包期限为40年,转让费仅为7600元。乙方潘建友承包经营后,山权归甲方三堆村村委会所有,林权归双方所有,承包期内所产生的收益,甲乙双方按3:7分成,且乙方有权将承包合同转让给他人。

第二十五条人民法院在审理依本规定第二条所起诉的案件中,对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另外合同规定,“期满时如非乙方造成不能采伐林木,则自动延长合同期至可伐。”“这条规定,相当于山场永远归他所有了,他想什么时候砍树就什么时候砍。”村民吴根养说,大家都认为这太荒唐了。

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村民经过一番调查,发现《会议记录》和《合同》存在许多造假的地方。为此,2014年开始,三堆村村民将潘建友告上了法庭,要求废除该《合同》,希望收回这1164亩集体山场。

此外,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在民主议定原则问题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以违反民主议定原则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处理意见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5年司法解释》)施行后,《1999年司法解释》并不废止,其内容也与《土地承包法》及《2005年司法解释》不冲突,仍然应当适用。实践中对于涉及民主议定程序欠缺的合同效力认定,应当适用《1999年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如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经实际作了大量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村民认为承包手续都是造假的

三、无效合同之诉讼时效问题浅析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的规定,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2/3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因我国《合同法》没有对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做出明确规定,其第一百四十一条中规定,法律对诉讼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而《1999年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有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故有人认为依照《1999年司法解释》,本案中的无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诉讼时效即为一年,由此可得出确认合同无效受诉讼时效限制的结论。笔者并不赞同该种观点,理由是:

  据了解,2007年三堆村共有村民代表32人。根据《会议记录》显示,2007年7月14日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上,有22名村民代表在上面签字,刚好达到2/3的要求。

(一)从诉讼时效制度的含义及性质角度分析

  然而,据《会议记录》的记录人刘昌会(时任合湖乡驻三堆村干部)回忆:“这份会议记录是我的笔迹不错,但不是在大会上写的,而是事后吴学武和吴学兴让我写的,当时后面并没有22名村民代表的签字。”

诉讼时效是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力,当时效届满时,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在进行保护的制度。从其性质上讲是以一定的事实状态存在为前提,旨在维护既有事实状态,稳定现有即成法律关系及法律后果的制度。《1999年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中关于“一年”的相关规定,从表面上看与诉讼时效的立法导向和性质类似,但是不等于说就是诉讼时效的规定,因为旨在保护既有事实状态的规定在民法中还是较为常见的,例如善意取得制度、效力待定合同中的追认权制度等等,不能因为立法导向类似就将两种制度混为一谈。分析诉讼时效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人丧失胜诉权,保留起诉权,在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后,人民法院核实后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即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进行保护,公力救济止步于此。但是从《1999年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但书中,即“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我们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在对原告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的同时,该条规定还赋予了人民法院对无效合同“调整”的权利,即仍保留公力救济途径。纵观《民法通则》中诉讼时效的相关条文,都没有出现如此的但书,这也与诉讼时效的含义,即“当时效届满时,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在进行保护”的规定相悖,由此可见,《1999年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并非关于无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诉讼时效的规定。

  “在这22人中,已有多位村民表示自己当时没有签过字,有2位村民已经出庭作证自己没有在上面签过字。”村民吴学田告诉记者。

(二)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上分析

  那么,事情是否真如村民所说,记者分别联系到了潘建友和时任村主任吴学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 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关于“可变更、可撤销合同中行使撤销权期间”规定的"一年"、第七十五条关于“撤销之诉中的撤销权行使期间和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关于“提存中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期间”规定的"五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

  “当时几位村民代表急于将山场承包出去,有人愿意承包就很好了。”对于是否涉嫌贱卖村集体山场,吴学兴是这样回答记者的。不过对于《会议记录》和《合同》的原件在何处,吴学兴却含糊其词答不上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 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第七条 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请求撤销合同的,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对方当事人对撤销合同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会议记录》复印件是村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后村里给我的,原件应该在村里,至于后面村民代表签字的真伪,自己也不清楚。另外,《合同》也是村干部拿到乡政府盖的章,所以我也不知道公章是真是假。”潘建友告诉记者,因为村里提供的手续都比较齐全,所以才跟村里签订了承包合同。

《物权法》 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二款 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自侵占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该请求权消灭。

  三堆村村民认为,当事人连《会议记录》的原件都拿不出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当时承包手续都是造假的。

由上述条文及民法理论我们看出,诉讼时效只适用于请求权,不适用于支配权、形成权、抗辩权;只适用于请求权中的债权请求权,包括合同债权请求权、侵权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无因管理请求权、缔约过失请求权等,而并不适用于物权请求权(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返还原物等)与占有保护请求权。

  不过,这场官司打起来后,却并非村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可见,界定案件中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权利的性质,方可认定其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有学者认为“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属于形成权,笔者表示赞同,但认为还需进一步细化明确,因为该种形成权与通常类型的形成权还有所区别。依据民法理论,民事权利分为形成权、抗辩权、支配权、请求权。其中,形成权又可以分为单纯形成权和间接形成权。单纯形成权指依权利人单方意思表示就能使权利发生、变更、消灭,无须通过诉讼行使的形成权。绝大多数形成权均属单纯形成权。而间接形成权,又称形成诉权,指需要通过法院或者仲裁机关行使,才能使权利发生、变更、消灭的形成权。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可撤销婚姻中的撤销权等就属此类形成权。因为“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需要通过法院行使,才能确认合同的效力,属于间接形成权,所以并不适应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性质确定后,就“确认合同无效”有无诉讼时效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官司两年内打了六次还未审结

四、无效合同的权利救济

  2014年8月,吴学田等17名村民代表为原告,将三堆村村委会和潘建友告上了法庭。2014年10月,庆元县人民法院以17名村民代表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2014年12月,丽水市中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依据上述论述,我们看出无效合同并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这对于权利相关人的利益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不可否认诉讼时效的现实利益维护和现有法律后果的保护的巨大意义。在无效合同的性质被法院确定后,第三方的利益的保障就显得十分的必要。因为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不乏有善意第三方的利益因此而受损的可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对于无效合同的救济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都是以确定合同无效为前提,《物权法》对于所有权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其他物权,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加以保护,但都无法更加全面有力地保障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完善该类无效合同的权利救济途径,引出善意第三人制度,扩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延伸到各种无效合同的权利救济中,使其不仅限于物权适用,对于善意签订合同,且合同确定义务全部履行完毕的第三人的利益进行维护,确定其即时取得相应权利;对于分期履行义务的无效合同,保护第三人已经履行义务范围内的相应利益,确定其取得履行义务范围内的权利;同时,加大对无效合同有过错方的惩罚力度,除承担善意第三人的实际损失的赔偿和缔约过失责任外,对无权处分人等有过错方处以惩罚性措施,以打击恶意合同签订方,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

  2014年12月,原告变为三堆村村委会后,再次将潘建友诉至法院。2015年3月,庆元县人民法院以“山场发包所依据的《会议记录》未达到法定的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违反民主议定程序”为由,判决合同无效。2015年7月,丽水市中院以“山场发包是否违反民主议定程序未查清”为由,裁定发回重审,村委会之后申请撤回了起诉。

综上所述,律师365小编提醒各位读者朋友,“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属于间接形成权,因诉讼时效只适用于请求权,不适用于形成权,故不适用诉讼时效相关规定。总而言之,确认合同无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希望以上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如果你还有相关法律疑问没有在本文得到解答,可以向我们的专业在线律师进行免费咨询。

  2015年10月,吴学田等469名村民为原告,将村委会、潘建友再次告上法庭。今年1月,庆元县人民法院以“根据现有证据无法鉴别《会议记录》上村民代表签名真伪,应由村委会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为由,认为《会议记录》违反民主议定程序,判决合同无效。5月,丽水市中院再次以“基本事实不清”裁定发回重审。

  “第一次中院发回重审的理由是因为原告主体弄错了,的确情有可原,但之后2次发回重审,我对此表示不能理解。”原告方的代理律师、浙江丽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余世敏告诉记者。

默认能产生合同法律效力的有哪些情况

  丽水市中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三轮诉讼虽然起因相同,但是原告的主体都不相同,在法律上属于不同案件,法庭调查的规则和对象也就各不相同,上一轮诉讼得出的结论,不能直接适用到下一轮诉讼中。

无效合同的认定标准及处理

  接下来,庆元县人民法院第4轮审结后,如果潘建友再次上诉,丽水市中院依法不会再次发回重审。

合同无效和合同的不成立的关系

  记者在庆元走访时了解到,有村民曾于2011年将自家40余亩山场以36万的价格卖给他人砍伐,可想而知,三堆村的1164亩集体山场,其中利益可见一斑。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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